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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來，人們對藍天白云的渴望越來越高，但對于很多地方而言，大氣污染治理既是重點，又是難點。中國環境監測總站數據顯示，與2014年采暖季空氣質量狀況同比分析，2015年入冬以來在京津冀區域北京、內蒙古、山東、河南、山西等省份PM2.5濃度同比明顯上升，僅天津采暖季PM2.5濃度同比有所下降。在解決空氣污染這個老大難問題上，天津取得了明顯的治理成效。
快速發展帶來環保壓力
環保、林業到城建、發改部門，天津不少單位干部的手機里，存了各種關于空氣質量監測的APP。天津主管環保工作的副市長尹海林，每天的*件事就是打開手機里這些APP，把全國空氣質量、天津市空氣質量挨個兒查一遍。一旦發現天津哪個區縣的狀況不好，馬上給區縣主要負責人打，督促他們及時采取措施。要是碰上重污染天氣，天津更是全體總動員，從市委書記到街道負責人，人人追根究底，及時應對。
天津的大氣污染情況復雜，身為天津局長，溫武瑞深感這場戰役不好打：“天津和北京、河北等地不同，經濟結構偏重，經濟處在高速發展階段。2011年，天津的GDP剛剛達到萬億元，到2015年，全市GDP就達到了1.65萬億元。與‘十一五’末相比，天津5年時間內GDP增長了1.8倍。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環保壓力巨大，矛盾突出。”溫武瑞說。
拿新建項目來說，天津市每年有一萬億元的固定資產投資，上馬項目多，讓整個城市變成了一個大工地。在記者走訪天津的幾天里，隨處可見熱火朝天的項目施工場景，這既讓人感慨城市的快速發展，但又擔心施工揚塵會帶來滿目黃沙。“去年全市房屋建筑施工面積近1.56億平方米，現在全市土石方工地還有1000多個，天津市區500米之內找不到工地都很難。”溫武瑞說。
這些點多面廣、零零散散的工地揚塵污染看起來就已經很難治理了，但這還只是影響天津空氣質量的污染源之一，其他主要污染源還有煤炭污染、煙塵排放、車輛尾氣、工業污染等，各個都難以對付。
“別的地方主要污染物可能一兩種，如哈爾濱就主要是燃煤污染，北京主要是機動車排放污染，但是天津的污染物來源堪稱‘五毒俱全’，PM2.5來源于揚塵、燃煤、機動車、工業和其他因素的占比分別為30%、27%、20%、17%和6%。天津要面對的是復合型污染。”溫武瑞說。
這樣的結構導致天津一年四季都有污染，天津的環保治理工作沒有淡季旺季之分：剛經歷了冬季取暖季對燃煤污染的嚴防死守，好不容易二氧化硫排放量控制了，一開春又要趕往開工的項目建設工地，預防揚塵污染。夏秋到來后，高溫強光照加劇揮發性有機物排放光化學反應，又要防止臭氧含量超標。一年四季，周而復始。
如何應對這樣復雜的大氣污染狀況？溫武瑞說：“這樣多因一果，先進積累的大氣污染問題必須先進、綜合施策，大氣污染治理沒有藥，快也快不了，慢也慢不得。”
經濟杠桿撬動治污行動力
自從走上天津大港電廠環保主管的崗位，陳吉山的頭發都變白了。“干環保壓力太大了，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覺，就怕環保指標出現問題，有一點問題就麻煩了！”陳吉山說。
在天津大港電廠，所有環保設備的考核、維護、檢修都和發電設備一樣，按照一類設備進行考核。對環保指標的在線監控，讓人人都繃緊了一根弦。
在陳吉山看來，現在的環保工作和以前不一樣了。“以前主要工作就是看煙囪有沒冒黑煙，定期給設備除塵，再填填報表，現在經常就有環保部門來抽查、對表的，一點錯都不能出。以前雖然環保不達標也會相應處罰，但哪里見過按日處罰、下崗、甚至關起來判刑的。”陳吉山說。可是現在，他不但看到了有的公司老因為環保問題被處理，還看到了一些企業因為不能適應當今的環保節奏而被關停。
陳吉山所看到的改變源于天津實施的環保新政策。近年來，天津通過運用經濟杠桿，大幅提高排污費征收標準，對企業排污實施差異化收費，促使企業尤其是大型燃煤電廠治污減排。
2014年7月起，天津開始實施新的排污費征收標準：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化學需氧量、氨氮等4種污染物排污費征收標準由原先平均每公斤約0.82元提高到7.82元，提高近10倍。此外，排污費漲價方案帶有“階梯定價”和“獎勤罰懶”的性質：對那些污染物排放濃度低于規定排放標準的企業，可享受4折到9折不等收費折扣；倘若污染物排放濃度超過規定排放標準，則按收費標準加1倍計收排污費。
按這個規定，污染嚴重而堅決不改的企業，終會因承*高額環保成本而關閉，而污染物達標或優于標準排放的企業，就會越來越嘗到環保的甜頭。 隨著新標準的執行，環保成為決定企業能否可持續發展的硬指標，企業紛紛在污染物防控上下大力氣。天津大港電廠拿出6億元進行超低排放改造，改造完成后4臺機組排放的二氧化硫均值在每立方米15毫克左右、氮氧化物均值在每立方米30毫克左右、煙塵在每立方米3.8毫克左右。“通過改造，污染物排放量少了，上繳的排污費也少了，原來1年得上繳2000多萬元，現在只上繳300多萬元。超低排放，我們也是受益者。”陳吉山說。
環保改造甚至給很多公司帶來了更好的經濟效益。天津國順肉聯公司環保負責人遲文才介紹：“自從燃煤鍋爐天然氣改造后，爐子一開，升壓快，耗電少，比以前節電30%。如果碰上重污染紅色預警、國家重大活動等特殊時段，也因為企業環保而不用限產停產了，要知道，停產一天可要損失10多萬呢。”
“2015年，天津在提前一年完成國家‘十二五’淘汰落后產能任務的基礎上，關停淘汰落后污染企業222家，但是關停不是目的，轉型升級才是終出路。我們不要有毒的GDP，我們要的是綠色GDP。”溫武瑞說。
企業關停的同時，天津以各種方式留住了企業家。通過轉型創新，3年下來，天津市有1.3萬家企業進行了升級改造。“我們在中心城區利用樓宇來發展經濟，建成立起來的開發區，搞服務行業。值得一提的是，2015年，天津有170座樓宇上繳的稅收超過了1億元。”溫武瑞說。
精細管理與污染“較真”到底
2015年，天津市共組織5批260余人次，成立了16個區縣空氣質量指導服務組，服務指導各區縣做好環境空氣質量改善工作。
服務組主要工作是抓大氣污染防治各項工作任務落實，一是發現，推動并解決問題，主要方法是將問題通報各有關部門、區縣等，二是緊盯天氣及環境空氣質量監測數據，一旦數據異常，無論何時立即趕赴現場查找原因，解決問題。
趙杰是天津市綜合處副處長，自從去年3月成為空氣質量服務指導組成員，身材矮小的她經常要進出工地、工廠等污染發生地，與偷排偷放斗智斗勇。 “幾乎時刻都要盯著發布的空氣質量監測數據，晚上臨睡前也要看一眼。一些污染物排放或者違規作業一般都是晚上進行，往往下班后才是我們服務組工作的高峰期。一旦發現問題，就是三更半夜，也要趕去制止。”趙杰說。 趙杰曾在深夜11點，悄悄跟著一輛渣土運輸車追蹤污染源，越追越不對勁，違規車輛越來越多，后竟然有四五輛。當天本已是空氣重污染黃色預警，這些車輛浩浩蕩蕩，揚塵漫天。運輸車像打游擊一樣為躲避追查一直兜圈到荒郊野嶺，但終趙杰還是查到了工程渣土運輸車的來源，并通過市清新空氣指揮部的協調，當晚由市應急辦對違規單位進行了通報。
“如果區縣不及時處理污染源，被通報后其負責人將被約談。被約談可不好受，問題要一條一條過。”溫武瑞說。
除了空氣質量服務指導組，為更加精細化管理，天津市全市291個街鎮配備了873名專職網格監督員，在全市各鄉鎮街、工業園區和重點區域設置271個空氣質量自動監測站，通過市區兩級大氣數據采集、傳輸和監控平臺，建立鄉鎮街大氣污染防治排名、考核和問責機制，將大氣污染治理屬地責任落實到街鎮。
藍天下的戰役每天都在進行，高壓之下常抓不懈的精細管理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成效。2015年，天津市空氣質量達標天數220天，同比增加45天，達標天數比由2013年的40%、2014年的48%穩步提高到60.3%，重污染天數減少了，6項主要污染物濃度同比均顯著下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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